感谢您访问我的博客，并阅读此开篇文章。
　　在此，我将介绍我本人的经历，并解释开设博客的缘由。我的简历和出版物（部分）摘要也将发布在此博客上，供大家参考。
　　我在日本出生和长大，父母都是医生。为继承50年前父母在大阪府开业的一家小医院，我在年轻时选择成为了一名医生。作为临床医生工作时，我对医疗经济学和医疗政策产生了兴趣，觉得这些知识似乎有助于维持父母医院的经营。我父母的医院，准确来说是一家带病床的诊所。大约在20年前，诊所停止了住院部的运营，仅收治门诊病人。
　　在1995年，日本国内大学的研究生院还没有医疗经济学／政策相关课程，于是我前往美国留学，在哈佛大学读攻读硕士课程，毕业后进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课程。据我所知，在日本超过30万名医生中，我是第一个取得医疗经济学PhD（博士学位）的人。我最初的职业规划是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，前往日本的大学寻找博士后研究员职位。
　　然而，我大幅更改了原计划，在美国生活了25年，期间作为医疗经济学家于5所大学、1所美联邦机构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（CDC））进行了研究和教学。我不断推迟回日本计划的原因有两个：一是为了能在美国积累更多的研究经验，二是想要深入了解美国和其他国家（包括日本）有此般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。
　　2020年4月，我辞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终身轨（不限任期）副教授职位，前往日本国内大学就任教授。我为何要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辞职呢？最大的原因是我希望能在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各个层面开展“社会实验”。在我的定义中，“社会实验”可以包含如下内容：微观层面的区域干预项目以改变健康行为（如饮食习惯、身体活动）；宏观层面的政治体系（例如，美国与其他民主国家有何差异）、经济体系的历史进化（如资本主义）。
　　在作为医生工作时我曾认为，仅学习医学（自然科学）是不足以维持我计划从父母那里接管的诊所持续经营下去的。在此之后，我便开始学习医疗经济学（社会科学）,原因是我认为医疗经济学有助于改善医疗保险制度，最终能使全日本的诊所和医院都得以维持经营。最近几年，我开始学习 “戏剧”（人文科学）。有关健康领域的行为问题，一直以来使用医疗经济学理论（如，使用金钱激励措施试图使肥胖人群减轻体重）施行的干预都在持续令人绝望的失败。而我认为，学习戏剧有助于解决此类健康领域的行为问题。把戏剧和医疗经济学联系在一起讨论，看上去可能毫无关联，我将改天于其他博文中详细说明。
　　我将此博客取名为“One-Person Think-Tank BK-Yoo”。标题中含有“Think-Tank”（智库），是因为我希望能提出大量建议，并被实际的区域干预措施或政策所验证。将“一人”（独立进行）和“智库”并列，听起来或许有些自大，但由于我个人的跨学科背景（包括前文所述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），我认为我确实能提出具有独自洞察力的见解。此外，我在医疗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课题涉及范围非常广。我最主要的课题是研究与健康风险相对应的个人行为变化，其中健康风险包括传染病（如，大流行性流感、季节性流感）、慢性疾病（如糖尿病）等。其他研究课题包括远程医疗（使用视频会议等功能）、医护人员的劳动力供应、医疗保险制度、长期护理和医疗系统的国际比较等。
　　据我所知，在全世界的研究者中，同时拥有临床医师经验、医疗经济学PhD、传染病（包括大流行的数理模型）领域10篇以上论文、以及作为美国CDC研究员/经济学家工作经验的人不超过5个。截止2020年，本人有幸是这“不超过5个”人之一，而2010年时全世界可能仅有我一人。正因如此，我在2010年成为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终身轨教授职位的最终候选者之一，并受到邀请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进行了演讲。很遗憾，我最终没有当选此职位。
　　今天，在2020年5月，COVID-19（2019冠状病毒病）大流行是正在世界范围蔓延的悲剧，但正因如此，人们才有机会注意到：我们的社会竟是如此脆弱。我认为，导致这种脆弱的部分原因是由COVID-19本身引发的（如，限制外出导致的消费低迷），但更主要的原因始自1970年代开始发生的社会变化（例如，缩减包括医疗在内公共部门的规模）。为应对这种脆弱现象，我将通过博客提出我的建议，以期在经济和政治层面构建一个可替代且更稳定的社会，这也正是我开设博客的目的。
我的建议之一，是继欧盟（EU）和美国之后建立东北亚洲经济共同体（NEAEC）。因此，我将使用日语、英语、韩语和中文四种语言发布我的博客。
　　此外，我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建议。譬如，我将基于过去的相关研究，提出应对现在大流行中的COVID-19的一些处理措施建议，并在此博客发布。由于有关COVID-19处理对策的内容具有较强专业性，我将仅使用英语和日语进行发布。
　　愿我在博客所尽的微薄之力，能带来某些更为庞大和持久的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