感謝您訪問我的博客，並閱讀此開篇文章。
　　在此，我將介紹我本人的經歷，並解釋開設博客的緣由。我的簡歷和出版物（部分）摘要也將發佈在此博客上，供大家參考。
我在日本出生和長大，父母都是醫生。為繼承50年前父母在大阪府開業的一家小醫院，我在年輕時選擇成為了一名醫生。作為臨床醫生工作時，我對醫療經濟學和醫療政策產生了興趣，覺得這些知識似乎有助於維持父母醫院的經營。我父母的醫院，準確來說是一家帶病床的診所。大約在20年前，診所停止了住院部的運營，僅收治門診病人。
　　在1995年，日本國內大學的研究生院還沒有醫療經濟學／政策相關課程，於是我前往美國留學，在哈佛大學讀攻讀碩士課程，畢業後進入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攻讀博士課程。據我所知，在日本超過30萬名醫生中，我是第一個取得醫療經濟學PhD（博士學位）的人。我最初的職業規劃是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後，前往日本的大學尋找博士後研究員職位。
　　然而，我大幅更改了原計劃，在美國生活了25年，期間作為醫療經濟學家于5所大學、1所美聯邦機構（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（CDC））進行了研究和教學。我不斷推遲回日本計畫的原因有兩個：一是為了能在美國積累更多的研究經驗，二是想要深入瞭解美國和其他國家（包括日本）有此般巨大差異的根本原因。
　　2020年4月，我辭去了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終身軌（不限任期）副教授職位，前往日本國內大學就任教授。我為何要從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辭職呢？最大的原因是我希望能在日本和其他東亞國家的各個層面開展“社會實驗”。在我的定義中，“社會實驗”可以包含如下內容：微觀層面的區域干預專案以改變健康行為（如飲食習慣、身體活動）；宏觀層面的政治體系（例如，美國與其他民主國家有何差異）、經濟體系的歷史進化（如資本主義）。
　　在作為醫生工作時我曾認為，僅學習醫學（自然科學）是不足以維持我計畫從父母那裡接管的診所持續經營下去的。在此之後，我便開始學習醫療經濟學（社會科學）,原因是我認為醫療經濟學有助於改善醫療保險制度，最終能使全日本的診所和醫院都得以維持經營。最近幾年，我開始學習 “戲劇”（人文科學）。有關健康領域的行為問題，一直以來使用醫療經濟學理論（如，使用金錢激勵措施試圖使肥胖人群減輕體重）施行的干預都在持續令人絕望的失敗。而我認為，學習戲劇有助於解決此類健康領域的行為問題。把戲劇和醫療經濟學聯繫在一起討論，看上去可能毫無關聯，我將改天于其他博文中詳細說明。
　　我將此博客取名為“One-Person Think-Tank BK-Yoo”。 標題中含有“Think-Tank”（智庫），是因為我希望能提出大量建議，並被實際的區域干預措施或政策所驗證。將“一人”（獨立進行）和“智庫”並列，聽起來或許有些自大，但由於我個人的跨學科背景（包括前文所述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），我認為我確實能提出具有獨自洞察力的見解。此外，我在醫療經濟學領域的研究課題涉及範圍非常廣。我最主要的課題是研究與健康風險相對應的個人行為變化，其中健康風險包括傳染病（如，大流行性流感、季節性流感）、慢性疾病（如糖尿病）等。其他研究課題包括遠端醫療（使用視訊會議等功能）、醫護人員的勞動力供應、醫療保險制度、長期護理和醫療系統的國際比較等。
　　據我所知，在全世界的研究者中，同時擁有臨床醫師經驗、醫療經濟學PhD、傳染病（包括大流行的數理模型）領域10篇以上論文、以及作為美國CDC研究員/經濟學家工作經驗的人不超過5個。截止2020年，本人有幸是這“不超過5個”人之一，而2010年時全世界可能僅有我一人。正因如此，我在2010年成為了哈佛大學醫學院終身軌教授職位的最終候選者之一，並受到邀請在哈佛大學醫學院進行了演講。很遺憾，我最終沒有當選此職位。
　　今天，在2020年5月，COVID-19（2019冠狀病毒病）大流行是正在世界範圍蔓延的悲劇，但正因如此，人們才有機會注意到：我們的社會竟是如此脆弱。我認為，導致這種脆弱的部分原因是由COVID-19本身引發的（如，限制外出導致的消費低迷），但更主要的原因始自1970年代開始發生的社會變化（例如，縮減包括醫療在內公共部門的規模）。為應對這種脆弱現象，我將通過博客提出我的建議，以期在經濟和政治層面構建一個可替代且更穩定的社會，這也正是我開設博客的目的。
我的建議之一，是繼歐盟（EU）和美國之後建立東北亞洲經濟共同體（NEAEC）。因此，我將使用日語、英語、韓語和中文四種語言發佈我的博客。
　　此外，我還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建議。譬如，我將基於過去的相關研究，提出應對現在大流行中的COVID-19的一些處理措施建議，並在此博客發佈。由於有關COVID-19處理對策的內容具有較強專業性，我將僅使用英語和日語進行發佈。
　　願我在博客所盡的微薄之力，能帶來某些更為龐大和持久的東西。